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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芸众生,灭去的一盏灯

浏览次数:757 发布时间:2018-02-25 09:44:14

芸芸众生,灭去的一盏灯

---来自《朝阳陵园资料库》


土葬,是北方乡村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的流失,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乡村,落脚城市。年轻一代大多倾向方便简单的火葬,而抱有落叶归根情结的老年人,仍然固执地希望埋葬在故乡的泥土里。在农历春节这一中国传统节日,界面文化的记者讲述了一位七旬老人的回乡故事,故事里有回的去的和回不去的故乡,也阐释了作为一种传统并且正在衰落的土葬仪式的意义。

2017年6月9日晚上8点20分,“叫夜”队伍从内蒙古察右中旗铁沙盖乡一所幸福院的灵棚启程。夏天天长,太阳的余晖还没有完全散尽,整个天幕染上一种深沉又通透的蓝色。偶有零星的、被晚霞浸染的云朵,镶着金边,像巨大蓝色织锦上的点缀图案。那晚的月亮大如玉盘,清冷的银辉洒在乡间的土地上,洒在水泥涂抹的白墙上,洒在白墙的标语上,也洒在众人白色的孝服上。那晚也有风,吹动孝服帽子后面长长的尾巴,像招魂的经幡。那天是农历十五。

“叫夜”,其实就是招魂,是土葬葬俗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北方农村,一个像样的葬礼耗时七天。第一天入殓,将死者放入棺材,搭建灵棚。同时请阴阳先生根据逝者生辰八字算好出殡的时间。第二天到第五天,通知各路亲朋好友,联系鼓乐队,办纸货。第六天上午出祭(其实就是一个正式的遗体告别会),亲朋好友前来祭拜,并送上祭礼。中午设宴招待祭拜者,晚上叫夜——通过仪式唤回游荡人间的亡人魂魄。之后开棺,见亡人最后一面,然后封棺。第七天择吉时,出殡,下葬。

“叫夜”的队伍

队伍中的每个人手里拿一根用木头制成的半米左右的戳丧棍,再在木棍外面缠绕一层麻纸,为亡灵指引归途。人群一片静默,偶尔有零散的聊天声。最兴奋的是小孩子,他们将眼前的一切视作一场游戏。

队伍要走至村里指定的一个十字路口——依照传统风俗,首选村中庙宇,如果没有,则以十字路口代替。到达十字路口后,仪式正式开始。所有人下跪。走在队伍最前方的人从手里提着的桶中拿出一块被汽油充分浸泡的玉米棒子,点火,一堆篝火瞬间成型,火星升腾起来,又迅速消失在北方乡村的夏夜里。众人起身,围绕篝火顺时针走三圈。鼓乐起,众人哭。招魂仪式正式开始。

队伍缓慢行进,宽阔的柏油马路两边,每隔五米,就有一团火被点起来,如果从高处俯瞰,火光的轨迹勾勒队伍的行进路线。星星点点的火光兀自闪烁,又兀自熄灭,像极了逝者的生命。到了晚上9点左右,叫夜队伍缓缓回到灵堂前。天上,月凉如水,夜幕深沉。地下,火光点点,闪烁如星。亡魂,停停走走,穿梭在天地之间。“叫夜”结束后开棺,在那之后,棺材被钉死,封住。晚上,村里的鼓乐队敲打了一夜,孝子守灵,一夜无眠。


傅厉纲1942年出生在内蒙古清水河县北堡乡梨沟村,当地人喜欢说“梨儿沟”,梨连带儿,四声,语调向下,一气呵成,听上去像放羊时的一种号子。傅厉纲的父母有三个孩子,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梨儿沟位置偏僻,即便如今驾车,也需要经过弯弯曲曲的山路,汽车常有抛锚的危险。公路至今尚未修通,想去梨儿沟,要把车停在路边,步行下几个陡峭的山坡,山坡上荒草丛生,干旱的地皮犹如皴裂的肌肤,夏天会开出几朵小野花,有蹦来跳去的小蚂蚱。一路下行,梨儿沟出现在视线范围内。先看到的是房顶,梨儿沟位于黄土高原上,当地人就地取材,用土坯砌成窑洞,屋顶开阔。

六十年前的梨儿沟,情况比如今更糟,梨儿沟与山西交界,属内蒙南部地区。由于地势偏僻,地形崎岖,可供耕种的土地寥寥无几。这对于黄土高原上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是一种致命打击。1949年,傅厉纲7岁时,他的父亲深感梨儿沟的贫穷和闭塞,下决心改变命运,带着一家人——妻子以及三个孩子——离开梨儿沟,徒步前往“后大滩”。传统意义上,山西人到内蒙谋生叫“走西口”,而内蒙人从邻近山西的内蒙古南部迁往内蒙北部定居叫“出口外”,不论是走西口还是出口外,都是为了谋生。

“后大滩”是一片平原,水草丰茂,有沼泽,有水塘,水鸟栖息,鱼儿畅游——从命名也可以推断:后大滩、东滩,都和水有关,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水源的重视和感激。傅厉纲一家人从梨儿沟徒步,往后大滩行进。途中,母亲抱病身亡,他们将母亲就地埋葬。这场变故后,父亲将三个孩子暂时寄养在亲戚家,自行去了察右中旗铁沙盖公社东滩大队东滩村,安顿下来后,再接回孩子们。父亲从此成为东滩的一位羊倌,也种地,直到1995年去世都没再离开过。那是一场盛大的葬礼,也有火光,火光洒在黑漆漆的草原上,将方圆几里地照亮。人们哭泣、狂欢、奔跑,像极了一场盛大的巫术。也是在那场葬礼前,傅厉纲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回到梨儿沟,找到当年因为贫穷被草草下葬的母亲的尸体,挖出一堆白骨,用小棺材盛放,和父亲合葬。

再次回到梨儿沟是2015年,搬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11年之后,傅厉纲带着自己的两儿两女及他们组建的家庭,共计15口人,驱车回到梨儿沟。他想寻根,想让子孙后代看看自己的出生地。此时的梨儿沟只余十几口人,青壮年皆外出打工,剩老人留守。傅厉纲儿时住过的窑洞还在,里面仍有生活的痕迹,桌椅家什,蒙上岁月的灰尘。窗框已经破损,散落在炕上。“我小时候就住这间。” 傅厉纲不厌其烦地跟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一遍遍讲述。临走前,傅厉纲提议,15口人在窑洞前照一张照片。在那张照片上,傅厉纲露出招牌式笑容,头前倾,嘴微张,像一种鱼类。

梨沟的窑洞

傅厉纲的墓地是逝者选定的,他想土葬,想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他未曾有机会亲自考察,但凭借在这片土地几十年的生活行走经验,他和两个儿子做了大致的位置描述,“我死后就要葬在这块地”。

原本子女们是倾向火葬的。从八十年代开始,四个子女陆续离开出生的农村,通过不同的路径,落脚内蒙古首府城市呼和浩特——有的通过读书,考取首府城市的大学,也有的通过工作调动逐步进城,先是旗县,然后是小城市,最后是首府。2004年,父亲卖掉村里的房产,搬到呼和浩特定居。不论是对四个子女,还是对父亲而言,乡村,都已经是回不去的故土,这为操办一场传统的土葬增加了难度。相比之下,如果火葬,程序则简洁得多,墓地可以选择在呼和浩特的郊区,他日也方便后辈祭拜。

在选定那块从未见过的墓地时,父亲已被诊断出癌症晚期,大夫用潦草的笔迹在处方上写下“肝癌”二字,老人自己并未成功辨认。老人此前便疾病缠身——将近二十年的糖尿病史和将近二十年的乙肝病史,伴有长期的重度失眠,身体的各个器官受损严重,再加上如今的癌症晚期,医生判断化疗的意义不大,甚至是徒增病人痛苦。四个儿女商量过后,决定向父亲隐瞒病情。医生说,按如今的病情,大概还有半年的时间。从那天起,整个家庭开始倒计时。子女们也决定,无论如何,要满足父亲落叶归根的心愿。

在父亲去世半年后,大儿子写给父亲的信中,他为躺在墓穴之下的父亲详细描述了墓地的位置、视线所及以及挖掘墓道的情况:

“当履行完开土仪式后,我围着墓地四处观察,这里确实是块风水宝地。背靠自益发泉—东滩—明水泉逶迤直到巴音低矮的山丘,眼前是乌素图——巴音——铁沙盖一道趟子,您大半生工作过的铁沙盖在您的正前方,放眼望去大海卜子那一汪湖水云蒸霞蔚,西南方向银汞山在六月的艳阳下,鳞次栉比,层次分明。前方地面在骄阳的直射下,形成的滚滚叠加的气流,和那远方的一汪湖水呈现出盛景,相互映衬,就像蔚蓝色的海洋,一片美景尽收眼前。传统意义上的靠山面水,您全占啦。更加令人叫绝的是墓地的深度打到该停止的时候,刚好也碰到一整块石板,如果深度不够继续往下打,那么钩机都难以为继,恐怕需要借助炸药爆破,就像通过精确的计算,一切都是刚刚好。石板之上又是吉祥的五色土,有祥瑞之兆。”

从坟墓所在地远眺的风景,下葬那天是个阴天。

2004年,傅厉纲面临人生一项重大抉择:要不要卖掉铁沙盖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和老伴搬到城市,开始新生活。对于一位年过六十、从未离开农村和土地的老人来说,那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傅厉纲一开始并不愿意。他曾经是铁沙盖的干部,热情好客,也爱热闹。农村是熟人社会,村子小,人也不多,路上碰见的人基本都彼此认识。他喜欢呼朋引伴,招徕朋友到自己家中吃饭、聊天。亦或是在村口路边唠唠家常。白天,院子的大门从来不锁,经常屋里人正在吃饭,外头就有人进来,闲聊几句,或者干脆加入饭局。离开这样的热闹生活和熟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是他不曾想过的。

对于老伴而言,离开乡村则有完全不同的含义——那意味着离开火炕,离开一生火就烟雾缭绕的灶台,离开一到夏天就充斥着扭动白花花身体的蛆虫的旱厕,意味着干净、整洁、便利、文明。于是,在老伴、大女儿和二女儿的极力劝说下,傅厉纲终于卖掉农村的房子,搬进城市,展开新生活。

2017年6月7日 铁沙盖

从平坦的院子变成盒子般的单元房,傅厉纲并不适应,他孤单得厉害,觉得自己被骗了,有时候也会难过得哭。每每听说有熟人从铁沙盖下呼市,他总会热情地给他们打电话,邀请来家里做客,仿佛这样,就可以缓解一点点乡愁。在家里闷得慌的时候,傅厉纲喜欢听晋剧,也叫山西梆子,咿咿呀呀,他听力不好,喜欢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老大。他也喜欢去小公园,带一个小马扎,一坐就一个上午,到中午吃饭时候才回家。他还喜欢大嗓门讲话,就像在村里远远地看到认识的朋友,扯开嗓子吆喝一声,生怕对方听不见。这样的适应期长达一年,像得了一种病。直到2006年,他在呼和浩特的一家物流公司谋得会计一职后,才有所缓解。

2017年6月3日,躺在病床上、时而昏睡、时而清醒的父亲第一次得知自己的病情,是大儿子告诉他的。

“爸,你这个病是治不了的。”

“哦,是啥病?”

“肝癌晚期。”“莫非你自己一点都没察觉?”

“哦,没,看病看的一点都不见效。”

然后儿子给父亲看了他心仪的那块墓地,并告诉他寿衣、棺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大哥呢?他和我一样吗?我有的他都有吗?”大哥是父亲的哥哥,当年兄妹三人跟着父亲从梨儿沟到东滩后,就一直在东滩生活。在父亲去世,姐姐精神失常后,这位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哥哥成为父亲最牵挂的人。2017年年初的某个寒夜哥哥做了一个梦,梦到与一位逝者相约,在屋外见面。他穿着单衣和拖鞋出去,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倒地不起。手指脚趾冻得要掉不掉,像北方冬天冻了的土豆,在温暖的地方慢慢解冻,从内部流出黄色的脓水。大哥的神经系统已经破损,他感觉不到疼痛,还继续拿手吃饭。这些,是作为弟弟的父亲都不知道。

“都有。”

一阵沉默。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没有了,挺满意的,你们安排的都挺好的。”

又一阵沉默。

“就是还想见一见你妈。”

之后,父亲又陷入昏睡。

那是一次没有第三人在场的对话,后来人们获知对话的内容、情境、语气、停顿、表情、感情,都是通过儿子的转述。

2017年6月5日清晨,根据医疗设备上监测到的各项指标,医生建议,要土葬最好立刻出发——按照正常程序,病人如果在医院断气,则必须送到太平间,等待火化。当然也不乏例外,有些亲属会将尸体从太平间偷偷运出,坏处则是因为死者身体僵硬,寿衣穿起来并不方便。有的人选择先把寿衣剪开,分批次套在尸体身上,然后缝好。还有的人,为了保持衣服完好,选择将死者的胳膊或腿用力掰断,再将寿衣整体穿上。

在子女们的陪同下,半昏迷半醒的父亲踏上回乡的路。临走前他有些许烦躁,看着仿佛从自己身体内部生长出来的各种管道和器械,对儿子说:“把这些都扔掉吧,回家吧。”

离开乡村11年后,傅厉纲在奄奄一息之际,终于踏上回乡路。

纸糊的仙鹤,是葬礼用纸货的一部分。

2017年6月5日早上8点,傅厉纲被抬上救护车。启程,回乡。

10点,到达铁沙盖。托熟人关系,子女们提前在铁沙盖的一所幸福院中租下一间活动室,这是父亲去世的住所,也是后面几天葬礼时子女们的临时居所。村里人听说傅厉纲回来了,纷纷来看他。他们用手撑着炕沿,和傅厉纲开玩笑,傅厉纲神志尚且清醒,笑着回应,虽然声音十分微弱。

10点30分,傅厉纲动手拔掉氧气管和手背上输送升压液的针头。他拔得很粗暴,手背上渗出血来。

11点,傅厉纲把医院开来的有镇痛作用的吗啡药片从嘴里吐出来,由于没带假牙,他用舌头把药片顶出来。

12点,开始在炕上来回翻滚,傅厉纲将两只手臂抬起,在空中将拳头攥紧,再展开,击掌,是一种转移疼痛的方式。

13点,子女们为傅厉纲用酒精擦洗身体,换上寿衣套装中的内衬。是棉布缝制的,白底上有蓝色的小花。

14点40分,傅厉纲的两儿两女,老伴,一个孙子一个外甥,聚集在他身旁,纷纷在他耳边说话:“放心的、好好的走吧。我们都会好好的。”

14点50分,大儿子打开房间的门,嘴里说:“爸,你放心地走吧。”在乡村习俗中,开门意味着帮助灵魂离开。

15点,指甲盖黄得发黑,双手冰凉,握上去没有温度。

15点30分,散瞳,丧失焦点,面部比例开始失调。从前像羊一般温柔的眼睛丧失神采。侧身躺,眼泪从眼角慢慢留下来。

15点40分,不断翻滚,从炕头到炕尾。也往女儿身上钻,大女儿抱着他的头,他在怀中发出三声大叫,面部由于过于用力变形。

16点,呼吸越来越困难,开始张嘴大口大口呼吸,像被抛上岸的缺水的鱼。

16点10分,孙女为他放最爱的晋剧唱段,他摆摆手,不想听。

16点20时,费力地抬起一只手臂,在老伴的脸上摩梭了两下,像某种只有彼此知晓的暗号。

16点40分,呼吸浑浊不清,伴有轻微轰隆声。

17点,吐出一口绿色的汁水,有臭味。

17点10分,右侧卧,大儿子伸手去探父亲的人中,已经没了呼吸。

如果是在医院,呼吸机有节律的声音的骤听,宣告一个人的死亡。这样的死亡时间准确、无误,甚至精确到秒。在北方农村的土炕上度过生命最后时刻的傅厉纲,死亡时间并不精确,有的仅是一个范围:17点到17点10分之间。

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像是拉开一条死亡战线。一开始,人们严阵以待,寸步不离。中途,村里的人进进出出,带着各自关于葬礼各个环节礼俗仪式操作方式的版本,喧闹嘈杂。末了,人们疲惫、懈怠,开始向这一场拉锯战缴械投降。最后在不经意间,人断气了。

这样的场面,和电视剧里那种在医院儿女绕床,交代完后事恰好断气的桥段截然不同,听起来甚至有些荒谬,夹带着对于弥留之人的忽视与怠慢。但这是乡村死亡图景的一部分。个体的尊严绝非独立的存在,而是深深嵌入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在弥留之人不断被观看、被拜访的过程中,他的尊严和权威以及在村中受欢迎的程度,都得以体现。

土葬和火葬也截然不同。如果是火葬,从人断气,到被送入太平间,到火葬场,从一具尸体变为一盒骨灰,不过几小时的事。相比之下,土葬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仪式。仪式的高潮是第六天——早上各方宾客前来祭拜,中午设宴招待,晚上叫夜,奏乐。在前五天的准备过程中,一来由于忙碌,亲人们容易忘记悲伤。二来,在亲人朋友一遍遍向村中不同人讲述死者生前最后时刻的过程中,悲伤的情绪得以疏解和排泄。与其说土葬是为亡人举行的仪式,不如说它是为生者举办的仪式。显示家族威望的功能自然不用说,除此之外,它对于凝结亲人关系也大有裨益。平时不常联系的远房亲戚纷纷前来吊唁,在几根烟的传递中,人们开始闲聊,死者成为生者之间的凝聚纽带。而对于亡人近亲,繁琐的葬俗中蕴含的情感宣泄和疗愈面向也不容忽视。

土葬葬礼中的灵棚,人们为亡人购买纸扎,当地人称为“靠山”,一般都是颜色鲜艳的纸制品。

傅厉纲的回乡之旅并非孤例,而是老一辈的一种缩影。他们生于四五十年代的内蒙古乡村,前半生从未想过眼前的一方土地和羊群以外的其他可能。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城乡二元格局的松动,他们的子女陆续离开乡村,扎根城市,成为“新移民”。他们也将父母带到城市,希望父母过更好的生活。他们决心不再回到乡村,于是父母卖了房,由于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也没了土地。乡村,从此只留存在想象中。

但对于父辈而言,乡村并非一种想象,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它是再熟悉不过的土地味道,是几十年来生活和奋斗的种种场景,也是自己在乡村熟人社会中的累积的声望和名誉。因此,落叶归根,一场敲锣打鼓的盛大土葬仪式,对他们来说异常重要。可是,当生命垂危的老人回到无房无产的故土,当全家亲朋为了操办葬礼回到乡村,他们该落脚何处,灵棚和棺材应该摆放在何处?

散落在各个村庄中的幸福院成为理想地点。幸福院原本是养老院。根据察右中旗的2013年的政府报告,这一年,内蒙古察右中旗投资7180万元,在全旗12个苏木、乡镇(园区)建老年互助幸福院24处、2053户。建设标准为户均住房面积31.64平方米,院内全部硬化、绿化、亮化,房屋设计充分考虑采光、取暖、抗震等问题,所建幸福院均配有医疗室、活动室、文化室、超市、休闲广场和健身器械等附属设施。建设幸福院的初衷是为了照料乡村中的孤寡老人,这方面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但对于从农村迁居城市的“新移民”而言,幸福院成为他们满足父辈落叶归根心愿的场所。他们在农村的幸福院购置房间,在空间上为父母未来的土葬提供保障。一旦葬礼结束,他们便可将房子转手卖掉。

于是有了这样一种景象:从村中搬进幸福院的孤寡老人,在院子中频繁设置的灵棚和来来往往的奔丧之人中一遍遍预演自己的死亡场景。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将来的葬礼不会如此声势浩大。傅厉纲的哥哥曾经住进这样的幸福院中,有一次他目睹一位无人照料的老人尸体被几个人简单粗暴地扔上车,像处理一头任人宰割的猪。这个场景让他觉得恐惧。之后,他迅速从幸福院搬出来。

尾声

出殡的那个下午,狂风大作,像是要把灵棚掀翻。在一片慌乱中,众人将棺材抬上灵车。浩浩荡荡的车队跟在傅厉纲的灵车后面,沿着曲折的山路缓慢爬升,到达坟墓所在地点。在棺材被吊车运送到墓穴里之后,墓门被封。众人手拿铁锹,一次次铲土,在墓穴的上方堆出一个小土包。坟头种了一棵小树,树叶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当地人把这种树称作引魂幡,取指引灵魂之意。儿孙们在坟头烧纸,大风吹着燃烧了一半的纸钱,一路飘散,飘往山下零星的村庄。摆好贡品后,众人就下山去了。当天下午,除了四个子女和傅厉纲的老伴留在幸福院的房子等待第二天再次上坟祭拜外,剩下的儿媳女婿和外甥外孙,都将驱车回到市区。第三天,大儿子和儿媳将从呼和浩特飞往广州,孙女将飞到北京,剩下的人将会回到呼和浩特,回到自己正常的工作岗位。可以预料,他们将会迅速从缠绕自己整整一周的乡村风俗和故土场域中抽离,回归原来的生活轨迹。

下山的路上,天空忽然下起雨,豆大的雨点洒下来,像滚落的泪珠。傅厉纲的大女儿回头,望了望坟墓的方向,说了一句:“把爸爸一个人留在这里了,多孤单啊。”